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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北路的「國道」意象

　　這條貫穿台北市的核心道路，在統治者精心的設計之下形成了獨特的「國道」地景，塑造出統治者背後的文化內涵，直截地反映了我國國民須有的國族認同。

然而「國道」的意象指的又是誰的「國」？

　　中山北路從清朝台北建城開始，在日本時代與舊國民黨的威權時代中，在沿途開始建設著眾多富涵意義的建物，以企圖達到國族認同。然而在政權轉移之後，前朝所遺留下來的地景也遭受到新統治者的斬草除根而破壞殆盡。

　　在此所指涉之「中山北路」，其範圍涵蓋了現今台北市的中山北路、中山南路以及其鄰近巷道馬路，如公園路、凱達格蘭大道等路段的空間概念集合，並不單單只是戶政上所指的忠孝東路以北路段。


壹、清朝台北建城時期

　　中山北路的出現，最早是在台北城建城之際的東側圍牆小道。然而在日本統治集團進入之前，中山北路僅僅是一條通往城外的士林、北投、淡水、三芝等地的交通要道，更甚至只是一條碎石子舖成的道路，完全沒有任何政治力的介入，更未被刻意塑造出任何政治地景。

　　而為何中山北路在之後的發展會有如此特別的地位呢？這就要從清光緒七年（西元1881年）台北建城說起。當時主導台北城興建事務者，為台北知府陳星聚以及台灣兵備道劉璈，由於兩人的風水觀念，使得台北城牆並非呈現方正的形狀。其風水觀念將正北方的北極星作為基準點，將台北城築為坐北朝南、背山面水之形式。

　　然而劉璈卻認為規劃中對準北極星的中軸線，其背後的大屯山大屯山「後無祖山可憑，一路空虛，相書屬五兇」，所以在不顧城內的街道與城牆將會變成不平行的情況之下，重新將西側與東側的城牆稍微傾斜朝向東北方，使得城牆所延伸出去的軸線可以交叉在七星山。


　　而對此築城現象，涉略中國風水的德國學者Alfred Schinz的解讀是：

台北城基本上以大屯山為背，淡水河為水的風水觀而設計的；因為城廓東北有高山主凶，整座城廓乃向東旋十三度，用以避凶。東、西兩牆延伸線相交於七星山，而城府的中軸，仍不偏不倚的對準玉皇大帝、北極星君。
 
　　台北盆地獨特山形地勢環境，配合中國特有的風水觀念，成就了中山北路的獨特地位。


貳、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由於日本統治集團是個道道地地的外來異族政權，不同於中國大陸過來的國民黨統治集團，日本人與台灣人不同文、不同種，在面對一個風俗文化完全相異的地區，統治者要如何有效的進行統治，使得身為殖民地的台灣居民也能夠認同自己也是日本人？

　　教育、語言、文字等等直截的文化認同都需要透過學習才能夠達到其效果，但是學習所需耗費的時間並非短時間之內所能夠完成。因此，藉由經營居民每天都須接觸的空間，也就是道路，直截地塑造國族意象可能會來得快速許多。

　　在中山北路沿途，日本人透過都市計畫，興建了台灣神社、拆除了台北城城牆、開闢三線道路、敕使街道、興建台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府官邸，使得中山北路沿途都充滿了濃濃的日本味，成為名符其實的日本國「國道」。

台灣神社

　　在日本政府進入台灣之後，日本帝國會議決定在劍潭山興建社格地位最高，同時也是台灣唯一的官幣大社──台灣神社。主祭死於台灣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將神社設於台灣的統治中心台北，前此台南、基隆都曾經是考慮地點。最終決定的原因是，若把台北古城當作是皇居御所，那基隆河就便是鴨川，劍潭山是東山，整個台北盆地在地理位置上便與京都相彷彿了。在圓山町，車行橫跨基隆河的明治橋就彷彿是皇居二重橋或是宇治橋。

　　　　　　　 
　　明治三十二年（西元1899年），台灣神社完工之後，中山北路「國道」的意像也開始發展臻熟。日本統治集團開始積極介入國家意識的空間生產，以及地景意義神聖化的首要實質環境改造。而台灣神社的位置就正在中山北路向北所指向之處，與清朝時期興建台北城所依據的堪輿學謀合。此時的中山北路不再只是個普通的台北城城牆，因為台灣神社的關係有了更深一層的意義。

拆除台北城城牆

　　再者，隨著台北的快速發展，原本的台北城城牆以及城門也成了都市發展的絆腳石。因此台北廳正式公告了「台北全區域城市區計畫」，將清朝台北城牆拆除，改建為三線道路（現今忠孝西路、愛國西路、中山南路、中華路）。


　　而除此之外，台北城牆所代表的是清朝建城的功勳，時代都已經轉換成日本人統治了，為了避免台灣人緬懷清朝，在歷史建物上產生情感的寄託，轉化為對身為異族的日本人產生排斥感，所以拆除掉圍牆與城門。雖然如此，但最後僅填平了台北城護城河、拆除了台北城牆以及西門，在學界輿論的壓力之下仍然保留了東門、南門、小南門以及北門。

開闢敕使街道

　　為了方便日本人到神社參拜，統治者開闢了「敕使街道」作為讓日本人參拜圓山台灣神社的神聖參道。而「敕使」一詞清楚的指涉了日本天皇派任使節到台灣行使殖民統治，以及日本帝國權力及於台灣領土的事實，這便賦予了中山北路一個神聖的「國道」意象。但由於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因此「敕使街道」這樣的「國道」的意像也只是在強化台灣是日本的領土這不爭的事實。國道所指稱的國是遠在海外的內地──日本國。


台灣總督府

　　坐落在中山南路景福門一旁的台北賓館，原名為「台灣總督官邸」，作為台灣總督的住所、宴請賓客、皇族等等的地方。台北城牆拆除後挪用至興建總督官邸的建材。且當時的台灣總督認為總督官邸的作用即是要突顯總督威嚴懾服百姓。因此總督官邸建造的極其富麗堂皇、美輪美奐，坐落在中山南路一旁讓人覺得高深莫測，心生震懾。


　　除了總督官邸之外，在佐久間左馬太總督時期開始著手興建現今總統府的台灣總督府。位址選定在台北城的中心位置，朝向日出之地東方，象徵著台灣與日本密不可分的關係。總督府更是作為台灣最高的建築物數十年之久，其崇高的地位可想而知。

　　此一時候，日本統治者在同一時期開始動工建設位台灣神社、拆除台北城牆、開闢通往台灣神社的敕使道路，都在在的強化日本統治者對於中山北路的政治意圖，營造出中山北路的國道地景。


參、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以國民黨政權為首的新興統治集團取代了舊有的統治威權，繼續複製著此一空間的政治運作。

　　相對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敕使街道」的支配性空間意涵，在蔣介石時代的「國道」象徵意義，為國民黨政權的空間歷史計劃。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在塑造「國道」意象，對外是建立與美國之間戰後冷戰防衛體系；對內則是建構一個以漢民族為中心的宣示。

　　與日本殖民統治者一樣，國民黨政權一樣要徹底的剷除人民對於前朝的種種緬懷，因此在國族認同上也必須再做一次大改造。相較於日本人，這群國民黨統治集團雖然是來自於中國大陸，但與台灣人畢竟還是屬於同文同種，在國家認同上也比較好著手進行改造。

士林官邸

　　士林官邸原本為蔣介石在台北士林的行館，前身是日本時代的「士林園藝試驗分所」。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後，蔣介石原本居住在草山招待所，待後來整修才與妻子宋美齡搬進來。而據士林官邸方面的資料表示，當初選定此地作為官邸乃由於鄰近中山北路可直達總統府，更有福山作為後盾，環境清幽風景秀麗。中山北路的國族意象從舊臺灣神社位址往北移到了士林官邸。

　　士林官邸在民國八十五年，由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期間收回市政府所有，並且開放給市民大眾，提供休憩地點。因為在當時威權體制下，官邸給人的感覺，就是神聖、神秘不可親近的禁地。如同日本時代的台灣總督府官邸一樣，都展現著威嚴，讓人避而遠之。

　　另外，雖然沒有直接緊鄰中山北路，但在士林官邸附近的故宮博物院同樣扮演著強化國人國族認同的角色。來自北京故宮的文物收藏在此，無不在拉近台灣與大陸的緊密度，宣告著台灣也是中國的一部分，然而這個中國指的是範圍涵蓋大陸的中華民國，而非當今國際社會普遍認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故宮博物院的外觀也同樣複製了中國北方的宮殿式建築。在舊國民黨威權時代所塑造的國族認同，建築物外觀大抵上皆採用中國北方大型宮殿的建築形式。

圓山大飯店

　　在空間文化上，國民黨政權為了確立其威權統治的領袖神格，勢必要剷除掉日本殖民統治的色彩，替換上新統治者的新衣，因此空間的實踐包含了對空間的重新命名、編整以及儀典性空間特性的塑造，讓統治者的支配意識空間再現，以圓山大飯店的中國北方宮殿式建築取代了台灣神社的崇拜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民黨政府進入台灣後，由於全台灣的神社皆被視為軍國主義的象徵，因此幾乎全數遭到廢除拆毀，原本神社所在地也全部收歸為國有土地。台灣神社在戰火中，由於飛機墜毀而遭受祝融，然而其原址被收歸為國有之後並非重建其原貌，而是拆毀後再重新改建為台灣大飯店。直到民國四十一年，以蔣宋美齡為首的「台灣省敦睦聯誼會」政要群接手經營台灣大飯店，並改稱為圓山大飯店，與士林官邸共同形塑了中山北路的「國道」地景。

　　而象徵日本神社文化精神之一的鳥居也拆除改建為中國式的牌樓，除了將日本文化移除在劍潭山之外，更將中國北方的建築元素注入改造。「堅持大陸中國正統的歷史精神與文化特質」為舊國民黨時代所呈現的意識形態，因此在建築物上都充分地展現著象徵正統的、復古的北方宮殿式建築。


　　圓山大飯店對內宣示著漢民族的意識形態，強化國人對於國族的認同；對外則向外國賓客、使節宣示我國政府仍然擁有其正統性。矗立在中山北路最高點的圓山大飯店在地景呈現上，完整的對國內外展現了中華民國的正統性。

　　在圓山大飯店一旁，現今北安路上的忠烈祠，也同樣是由日本時代的台灣護國神社所改建而來，徹底的將日本精神清空再填補，改造為國族認同。而除了忠烈祠之外，也同樣的在台灣神社舊址旁興建「太原五百完人塚」，企圖銷毀台灣神社所寓含的日本帝國主義痕跡，以建立一個以漢民族為核心的新國家崇拜象徵。

復興陸橋

　　蔣介石從士林官邸到總統府途中，中山北路為其必經之路，然而這其中卻有個東西向的鐵道穿過，在蔣介石一次的座車卡在鐵路平交道動彈不得後，促成了民國三十四年，台北市第一座陸橋──復興陸橋的出現。在紓解交通之外，最主要的目的大概就是要讓蔣介石座車不會因此停住，而造成維安的疏漏吧。其位址在中山北路與忠孝東西路口交接之處。

介壽路

　　介壽路前身為台北府城的東門街，「介壽」的名稱乃慶祝蔣介石壽辰而命名的。民國三十六年，位於介壽路上的原台灣總督府亦更名為介壽館。寬敞的大道上矗立著高聳的權力象徵──總統府，道路的直接更改名稱更加突顯了其威權的意象。

台北城門

　　到了1960年代，復古式的建築形成了支配的主流地景，其建築物皆呈現著龐大、霸氣，坐落在中山北路沿途。然而這樣的中國北方宮殿式建築卻大大的打壓著台灣既有的閩南式建築。碉堡式的台北城門一一被改建，僅有北門仍是呈現其原來的風貌，東門、南門及小南門均重修，臺基未變，城樓則改成中國北方的建築形式。而唯一沒有改變的北門城，大概也是因為距離總督府最遠，蔣介石上班途中也不會經過，因此沒有被改建吧。


　　主持台北城門改建的黃寶瑜追述指出：

台北市拆除城樓之擬議，在觀光方面的要求，想把城樓作為一個中國的象徵，讓觀光客身歷其境，就能察覺到身在中國；社會方面認為我國中央政府遷台已歷二十年，台北乃中央行都之所在，原有介壽路前之城樓應改良其形制，必須能夠代表中國民族的風貌；東門既然已經腐朽，甚至應予拆除，而小南門形制較近清式，有翬飛綽約之美，則東門、小南門、南門，均可按小南門形制，易以鋼筋混凝土結構以垂久遠。

　　此類建築類型能夠在中山北路上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對內同樣是一種發揚「中國固有文化」的心態，形塑出代表中國意象的「國道」；對外則塑造出東方的古中國形象，將大陸的中國文化複製過來。

新公園

　　新公園建造在日本時代，有別於圓山的大型公園，新公園提供了大正町附近的日本子民休閒遊憩的場所。然而哪怕即使只是公園，在國道周圍的地景都須大大的改造一番，塑造出完美的新統治集團意象。在舊國民黨時代中，新公園也同樣被利用作為統治的意識展現空間，除了興建當時最蔚為風潮的中國北方式建築之外，在亭閣的命名也採取同樣的方法，將加蓋的官式涼亭命名為翠亨亭、大木亭、大潛亭和劍華亭，分別紀念孫文、鄭成功、丘逢甲和連橫。空間改造加上賦予特別意義的名字，無不在形塑國人的國族認同，並且宣告著政府承繼中國文化的正統。而雖然其中人物並非全為大陸省籍，但卻是抗日的民族英雄，在宣揚正統性之外，亦發揚民族性，增強民族國家的象徵。


中正紀念堂

　　國道地景最南邊的中正紀念堂卻也同樣充分展現國族意義的地標。在蔣介石逝世之後所興建的中正紀念堂，豪華氣派的宮殿正對著西方，遙望總統府以及更遠方的中國大陸。中正紀念堂園區還包含了主建築前的瞻仰大道。而整個中正紀念堂園區在設計之時，更隱含了大量的象徵意義。外表以藍、白兩色為主，象徵中華民國國徽中的「青天白日」。仿效北京天壇的流璃瓦八角攢尖頂代表八德。


　　而在兩旁合稱「兩廳院」的國家音樂廳以及國家戲劇院也同樣的以豪華氣派的宮殿式建築呈現。

「社會教育之設施，亦為實施民族精神教育之場所。」

　　即使是作為休閒娛樂的音樂廳以及戲劇院，仍然披著中國的復古情懷，以及那些回不了大陸的人對故土的精神慰藉，默默的扮演著宣揚國族認同的精神。
 

大使館

　　中山北路之所以能成為「國道」不單單只是對內的政治宣示，對外更宣示著國民黨政權延續中國正統文化的意義，將我國呈現在外國人眼中使之認識。因此在中山北路沿線上設置了許多大使館等等，在當時28個外國使館中即佔有了14個。也因此中山北路扮演著我國對外宣揚文化的櫥窗，「國道」的經營又更加注重一致性，也因此在中山北路所呈現的地景皆為一再提及的中國北方宮殿式建築，讓這些外國人在台灣也能夠感覺自己身處在中國一般。

1960年代中山北路各國在台使館

肆、民主時代的現今

　　與以往的威權時代不同，民主的社會中要更改大型的公共建設都要考慮到民意的歸向，更難以將地景直截破壞拆除，僅能以「更名」的方式將地景原本的意象模糊再重新定位。然而這樣的效果並非容易達到效果，且更名的方式亦有可能在政權再度轉移的情況之下，又回復原本的名稱。

凱達格蘭大道

　　民國八十五年3月21日，在陳水扁任台北市市長時，將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抹去舊時代所殘留的威權象徵。更名後的凱達格蘭大道作為象徵對台灣原住民歷史及文化的尊重。但此後，凱達格蘭大道也就一直被賦予另一層政治意義。但其實無論更名後的路名為何都無所謂，反正重點只是要移除前朝所遺留下來的影子。

台灣民主紀念館

　　同樣的，在改朝換代之後勢必要將前朝的地景做替換。然而現今民主社會並非從前極權統治時可相比，在極權統治的時期，統治者在地景上做更換大可不用經過民意認可。但民主社會中，社會大眾普遍不希望政府耗費公帑進行地景的變更。同時，在歷史文化保存的觀念之下，很難將舊有的地景直接予以破壞摧毀，因此唯一能夠在地景上稍做變動的就是更名。

　　現今稱作台灣民主紀念館，其前身為中正紀念堂。在去蔣、去中國化以及去除威權體制的執政者政策方向之下，中正紀念堂被更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而牌樓題字「大中至正」則被更名為「自由廣場」。除去「大中至正」這四個字當中直截隱含的蔣介石影子之外，更賦予廣場一個不在嚴肅威風凜凜的新地景。惟台灣民主紀念館在中國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後，行政院於2008年8月21日的院會中，正式通過廢止《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組織規程》，並於同日回復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的組織編制。




　　然而為何這些中國北方宮殿式建築都出現在中山北路沿途呢？與日本統治集團相同，「國族國家」並非是統治者自我界定、下定義即存在的實體，統治者必須透過強化其自身文化的內涵，在生活空間中表露無遺的呈現國族地景，使得國民產生國族認同，國道背負著國家在意識形態上的統治需求，無論是對內或是對外，都要想盡辦法充分的展現其所代表的意識形態。中山北路的特殊地理環境，讓日本人選定了劍潭山作為興建台灣神社的地址，也開闢了敕使街道為中山北路的「國道」地景開啟序章。在日本時代處心積慮的經營之下，中山北路無可厚非的就是代表著統治集團的「國道」。

　　然而隨著政權的轉換，後來進來的政權勢必要清除掉前朝所遺留下來的建物，使得人民沒有能夠藉慰緬懷的依據，因此在地景上除了破壞之外，更要建設新的地景。日本人走了，隨之而來的國民黨徹底的清除了日本文化的「遺毒」，但隨著時代的演進，背負著沉重歷史包袱的國民黨被立意革新的民進黨給取代，但是要改變國人的意識形態認同，沒有比直接更改地景來得更快了。即使是民主時代的現今，由於政權的更迭，仍然不斷的在上演著執政者積極塑造不同國家認同的戲碼，而作為「國道」象徵的中山北路更是「兵家必爭之地」，在新的執政者掌權之後，其中含有舊威權時代影子的地景也同樣的在改朝換代之下被替換了。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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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外交部
http://www.mofa.gov.tw/webapp/mp.asp
國立故宮博物院
http://www.npm.gov.tw/
圓山大飯店
http://www.grand-hotel.org/newsite/html/c/cb01.htm
士林官邸網站
http://www.easytravel.com.tw/action/guandi/main.htm
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資料庫
http://www.ncl.edu.tw/